一、引言

　　现代结构主义语言的创始人索绪尔在其经典著作《普通语言学教程》中宣称：“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合系统，后者唯一存在理由是在于表现前者。”这是索绪尔对欧洲、表音体系文字性质的判断，在他看来，从欧洲文字和语言的关系看，语言或者说语音的地位被大大地提升了。但他对汉字性质的判断，却是与欧洲文字截然相反的。索绪尔认为人类文字除了表音体系外，另一个便是表意体系。“这一体系的古典例子就是汉字”。这种文字体系中，书写符号有一种取代口语符号的强烈的倾向，也就是说，文字不依附于语言，文字独立地表达概念。他认为：“对汉人来说，表意字和口说的词都是观念的符号，在他们看来，文字就是第二语言。”

　　这一看法充分说明了“汉字具有与欧洲文字完全不同的价值——其表达功能不在是否有效地记录语言，而在于是否有效地传达概念。欧洲文字因其‘拼音’而与概念保持着距离，汉字因其“表意”而与概念直接联系。”另一位语言学家帕默尔在《语言学概论》中也认为“汉字是一种程序化简化的图画系统。它不是通过口语词去表示概念，而是由视觉符号直接表示概念”。汉字作为中华文化的载体，与中华文化互相依存，是中华文化生命力的不竭源泉。事实上，“汉字是一种视觉型符号表意的文化载体，这一表意文字与世界上任何一种听觉型的字母表意文字，如欧洲文字等，迥然不同”，对于一个中国人或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外国人，“认识了中国文字，就等于掌握了开启中华文化宝库的钥匙。”作为国人，应当好好继承和发扬汉字这一中华文化中最重要的一块瑰宝，千万不可随意地用其它拼音文字来取而代之，因为，若中华文化赖以生存的汉字毁于一旦，其生命力将随之而消失。对此，帕默尔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如果中国人屈从西方国家的再三要求，引进一种字母文字，充其量不过为小学生(和欧洲人)省出一两年的学习时间。但是为了这点微小的收获，中国人就会失掉他们对持续了四千年的丰富的文化典籍的继承权。”

　　二、汉字与儒家传统文化思想

　　汉字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一种文字，其演变过程是在六书造字法的基础上，从最初幼稚的象形字开始，继而出现了指事、会意的造字方法，进一步出现了以语音表意的假借字和音形并假的转注字，最后发展到以形声为主的音、形、义结合的表意文字系统。在这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文字字体也经历了由甲骨文、金文、大篆的早期阶段，到了秦篆(小篆)、秦隶才走上了书同文的成熟阶段，汉代以来的2000年中，汉字又经历了隶、楷、行、草的变化，最后才奠定了楷书的标准地位。这也充分说明了汉字顽强的生命力是与其与时借行的应变功能分不开的。

　　方块汉字在其发展演变过程中，中华传统文化思想起着重要的引导作用。由于儒家文化思想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占统治地位，几千年来一直居于正统的地位。汉字在发展过程中便受到了儒家文化的影响。神学家孔汉思也认为，“中文书写文字具有表意内容，并呈现某些基本上相同的态度和世界观，而这种态度和世界观从本质上看都受古老的儒学制约。”儒家文化中许多思想都不同程度地浸润到了汉字的形体构造之中，汉字实际上成了丰富的中华传统文化思想的载体。

　　中国人传统的思维习惯是重整体、直觉。这种整体性思维方式正是来自于儒家文化中的大一统思想。儒家认为，社会是一个整体，它由不同等级和处在不同关系的人所组成，而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和关系是社会所必不可少的，其界限也是不可逾越的。这种政治伦理思想维持人们之间和等级之间的平衡，使整个社会协调发展，长期统一。政治上的“大一统”又反作用于中国文化向“同一”方向发展。尤其是经历了秦代的“书同文”后，再到汉代的“独尊儒术”，把这种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

　　儒家思想的重统一、重整体，体现在文字上其表现如下。第一，以象形因素为约的特点几千年不变，始终不脱离以形知意。汉字的以意统形的方块形式常使人能从其形体结构直窥其意，从而加深对文意的理解。从单个汉字来看，其结构也往往体现着统一的整体思想。如“国”字，甲骨文即“或”字，字中“戈”表示兵器，“口”家城邑形，放在一起表示守城。而“国”之繁体“国”在原有的“或”字外边再加一个大框，表示周围有界，被围之意，这一演变蕴含了人民持戈守城，继而划定疆界，围固城郭，从而表达了国家统一、不可侵犯的丰富内容。其它字如“发”、“共”、“合”、“同”等，从字形字意都可看到整体统一等观念的影响。

　　其次，儒家思想重视普遍联系的思想，认为天地人合一，自然界与人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整体，人类和自然界，自然界和人的精神相互对应，水乳交融，是个和谐的统一体。这一重协调、重和谐的思想反映在汉字的演变过程中，导致形声配合结构增多，部首偏旁日益丰富，而偏旁部首体现的正是一种普遍联系的思想。如以“走”作部首，造出与前行的动作有关的一系列字来，如“赴”、“越”、“超”等；以“女”作部首造出“妈”、“姐”、“妹”、“姑”、“姨”等汉字：与太阳有关的现象，汉字常少不了“日”，与动作有关的字，大都以“扌”作部首。